

广西,作为全国十大重点有色金属产区之一,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然而,由于矿业历史上长期无序发展,导致非法采矿和重金属污染问题较为严重。2025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发起对非法采矿和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开展为期十年的倒查行动,广西省的多个城市积极推行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及其他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加强打击非法盗采铝土矿的力度,坚决遏制盗采行为。
非法采矿罪作为环保领域单位犯罪的主要罪名之一,认识、了解非法采矿罪,对于企业的合规经营、自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什么是非法采矿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非法采矿罪是指个人或单位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
非法采矿罪司法实践中的无罪要点
无罪要点一:石材原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矿产资源,不属于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是矿产资源,但在采矿作业中,并非所有采出的岩石都是矿产资源,符合矿产资源标准的称之为“矿石”,不符合矿产资源标准的称之为“废石”。所以在非法采矿刑事案件中,界定开采的对象属于“矿石”还是“废石”,是区分非法采矿罪与非罪以及据以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应从矿产资源概念内涵和外延出发,根据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政策及行业规范,并结合司法鉴定意见、行政主管机关意见等,对具体案件中开采作业对象是否属于“矿产资源”做出准确认定。
参考案例:(2021)赣1104刑初287号
法院认为:被被告人用于破碎的石材原料不属于自然状态的矿产资源,不属于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矿产资源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本案被被告人用于破碎的石材原料,是2008年以前旧石材厂丢弃的边脚料,并非自然形成,不符合自然状态的属性,不应成为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
无罪要点二:单位非因自身原因未获得采矿许可证且开采行为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默许下进行,不宜认定为非法采矿罪。行为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不必然构成犯罪,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认定:1、行为人是否因自身原因未取得采矿许可证;2、行为人是否对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实际享有权利;3、行为人的采矿行为是否脱离政府监管,令矿产资源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4、无证采矿是否存在其他不可全部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
参考案例:《刑事审判参考》第141辑第1621号案例青海JM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被诉非法采矿案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青海JM公司经海西州政府招商引资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在政府支持下取得江仓矿区二井田资源配置并取得探矿权、矿区范围持有人批复,之后按照政府“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的整合要求将探矿权变更至整合后的MLMY集团名下,并于2014年7月取得采矿许可证。同时,青海JM公司主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由于政府要求采矿许可证由整合后的公司统一申办、矿区企业不得自行申办及企业整合、政策调整等原因,未能及时取得采矿许可证,但青海JM公司未隐瞒开采煤炭的事实,企业整合、生产经营、用地审批、火工品审批、税费缴纳等均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管下进行的,并非未经允许擅自开采。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以行政合同、会议纪要等默许青海JM公司进行企业整合、煤炭资源开发,虽然多次强调不得无证开采、“以探代采”,多次作出行政处罚,但并未实质性采取关停煤矿的措施,后在2014年7月颁发采矿许可证,证实青海JM公司具备办理采矿许证的条件,且开采行为系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默许下进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行政行为使青海JM公司产生合理信赖,主观形成在当时的情形下“以探代采”行为是合法的认识,不具有非法采矿的故意。被告单位青海JM公司、被告人郑某某等人无罪。
无罪要点三:为保护财产、排除安全隐患而开采矿石,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和非法性,不构成非法采矿罪。
参考案例:(2022)湘0521刑初749号
法院认为:在非法采矿案件中,应当准确认定被告人开采矿石行为的非法性。若被告人开采矿石是为了保护财产、排除安全隐患的避险行为,则应当认定其为刑法允许实施的合法开采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非法性,不构成非法采矿罪。但是,对于同一案件中同一被告人既有避险行为又有非法开采行为的,应当作出明确区分,分别依法进行裁判。
无罪要点四:非法采矿的矿产品数量或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未达追诉标准的,不构成犯罪。非法采矿刑事案件中,不仅需要查明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还要对其开采的矿产品数量进行认定,在此基础上认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从非法采矿数量展开辩护时,应当重视以下几点:第一,重点审查鉴定机构报告。应当重点审查鉴定机构实施的勘查和测量工作和结论,针对鉴定意见中依据的储量报告、可信度系数、回采率和可采储量等专业问题发表充分的辩护意见,以便于合法合理确定非法开采矿产品数量。第二,运用刑事证据规则进行有效辩护。充分行使权利,申请办案机关调取有关证据。针对存疑证据提出按照有利于被告原则处理。在辩护过程中,针对不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中关于非法开采的矿产品数量认定不一致,犯罪嫌疑人和证人证言关于非法开采矿产品数量的陈述不一致,作为鉴定材料的不同地质资料之间内容相互矛盾等情形进行充分论证。此外,辩护过程中应当根据案情需要聘请地质矿产行业、刑法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矿产品数量认定中涉及的专业问题进行专题论证,出具专家论证意见、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必要时可以建议当事人委托或者自行委托专业机构、专家人员,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有关材料对非法开采的矿产品数量进行认定,形成专业结论,以实现查清事实、排除非法证据的效果,从而对办案机关的鉴定意见进行反驳和否定,发挥辩护作用。
参考案例:(2019)陕01刑终578号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采矿罪的标准为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10万元至30万元以上,被告人盗采砂石的价值是13,896元,未达到构成非法采矿罪的数额标准,其行为属一般违法行为,故不构成犯罪。
参考案例:(2019)辽0381刑初93号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被告人周玫、廉明森犯非法采矿罪的主要依据是当庭出示的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破坏鉴定书》,该鉴定结论的依据是A勘测院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的《矿山越界开采资源量检测报告》,但该报告计算起点是辽B公司出的被告单位2013年度矿山储量报告,不能准确的反应2013年10月27日至2014年10月16日越界开采数量及开采主体。鉴定意见对于开采数量存在问题:1、2013年度储量报告界外数据不准确,因此该鉴定形成的取材上有瑕疵;2、该鉴定结论所依据的A勘测院2014年10月21日作出的《矿山越界开采资源量检测报告》与B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勘测并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4年度储量报告相矛盾,B公司作出的2014年度储量报告中明确表示2014年度未发现有越界开采行为;3、2013年9月6日海城市国土资源局对被告单位越界开采进行了行政处罚,认定越界开采花岗岩4867.62立方米,经鉴定人员当庭确认在第V越界开采的采区内,该报告没有将该部分开采量予以扣除;4、本次庭审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和鞍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均未出庭,庭审结束后,出具了书面函亦表示相关鉴定人员无法出庭。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意见在开采主体方面存在问题: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中认定盗采时间的证据为2013年10月B公司作出的矿山动态储量报告,但该报告中明确指出有历史采坑未进行矢量化标注,因此认定22万立的盗采时间为2013年10月至2014年10月证据不足。同时,鉴定人赵某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无法确定发生时间、发生人。鉴定报告上22万立为周玫盗采的证据是刘某1的举报,公诉机关并没有指控具体实施的人员和犯罪工具、车辆和盗采矿石的去向的证据。关于犯罪主体为周玫、廉明森和弘某建筑石开采有限公司的证据仅有周玫在一审中和重审第一次庭审中供述“五号采坑我没采,也没有其他人采。”重审第二次庭审中供述“我不想说,等法院给我判刑后我再说。”仅依据上述证据,认定本案被告人实施越界开采行的证据不足。
无罪要点五:仅受雇为非法采矿罪提供一般劳务,未与非法采矿行为人事先通谋,未入股或得到利润分成或高额工资,不构成非法采矿罪。
参考案例:(2018)豫0403刑初176号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受雇为非法采矿犯罪提供劳务,根据杨某、任某1等人的证言及李某某在侦查、起诉、审理阶段的供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某某入股或参与了砂场利益分成及彼此事前通谋。被告人李某某为拉砂车辆开票,是基于杨某的指派,便于杨某和卡车司机结算费用,属一般劳务行为,是雇佣关系的体现。2017年河南省采矿业人均年工资为56661元,平顶山市2017年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2728元,被告人李某某的雇佣月工资仅3000元,在该行业和该地区均达不到人们心里接受的高额固定工资的认知程度。被告人李某某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开庭审理的多次供述连续、稳定、自然,且与杨某、任某1等人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综上,被告人李某某受雇为非法采矿犯罪提供劳务,没有参与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且没有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没有与非法采矿行为人杨某事前通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采矿的目的,故李某某的行为不符合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无罪。
环保业务团队律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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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唯宁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创始合伙人
第十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大医药(000788)独立董事;获2025年度LEGALBAND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白领与商业犯罪、合规;2025年度LEGALBAND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15强;2024年度LEGALBAND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合规领域特别推荐律师;2024年度LEGALBAND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15强:商业犯罪与刑事合规;2024律商联讯LexisNexis「40岁以下精英」大中华区榜单上榜律师;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犯罪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比较法研究会理事等。擅长在疑难案件中为客户提供综合性刑事、行政、刑民行交叉法律服务,在企业危机应对、环境保护、金融证券、计算机网络、知识产权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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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仲明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管委会委员、合规中心负责人
吉林大学国际法学硕士。第一批次取得企业合规师(高级)资质的企业管理人员,办理了多起合规案件及央国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带队完成嘉兴市合规示范区建设项目,并多次受邀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企业合规案例研讨”名师沙龙、大型央国企授课及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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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睿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武汉大学法律硕士。获2025年GRCD中国年度青年律师。擅长商事纠纷法律服务、公司事务法律服务及重大刑事辩护、企业合规,在商事纠纷、刑事辩护、公司纠纷、金融纠纷领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过多例通过再审程序、三级评查程序为当事人挽回损失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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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宇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顾问
北京大学经济法学硕士。有十余年的投融资领域法务及合规管理经验,专注于私募基金管理与股权投资、反垄断和公司治理合规等,参与多个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重组项目全流程法律工作,服务客户涵盖知名私募基金、各类科技公司、制造业龙头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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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赟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曾于金融央企工作,具有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内部治理、刑事辩护与控告、重大法律风险应对等业务领域的实务经验,可运用刑民行交叉方式提供综合化、一站式的法律服务,服务客户涵盖多家上市企业及中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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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歆然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
北京大学法律硕士。从业期间,参与多起重大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刑事辩护;为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上市公司提供全面合规与专项合规服务;为多个国有企业海外建设公司提供世界银行、多边开发银行合规调查与制裁解禁服务;为世界500强企业、上市公司提供反垄断行政处罚应对及合规整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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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嫣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硕士。主要执业领域涉及民商事争议解决、刑事辩护、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企业合规。服务客户涉及地产、军工、零售、娱乐、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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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婕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
悉尼大学职业法律博士(J.D.)。同时具有中国法律执业资格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律职业资格。曾参与多起企业与企业家涉刑案件及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工作;为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提供全面合规与专项合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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