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0日下午，第十二届“刑辩十人论坛”在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研讨主题为“《法律援助法》实施与刑事辩护”。“刑辩十人”在论坛上先后发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宏耀受邀作点评总结。论坛由“刑辩十人”论坛秘书长、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程晓璐律师和副秘书长、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春雨律师主持。来自法学界、律师界与民主与法制、人民法治、法制网等媒体界的朋友等70余人在现场参与研讨，线上实时收看五千余人次。

赵运恒：我提点建设性意见。发言题目是《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十年前写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这个，十年来，我也一直关注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

刑事法律援助虽然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它的质量是争议不休的话题，也是法律界、理论界、实务界及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2015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改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后，司法部在这方面跟进得还不错，但节奏不是很快，进行了法律援助质量评估的试点工作。到2019年，司法部陆陆续续的发布一系列实施细则，出台了一个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标准，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补贴方面的新的指导意见，比过去灵活、科学得多，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对质量怎么进行评估也有一个专门的办法。在这些制度出台后，司法部在全国带头进行了法律援助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评估，并且很多地区都发布了评估的结果，连某个律师某个区评估的结果得了多少分、优秀还是合格等的做法都有，对保障法律援助的质量做了很好的开头，看到了很好的希望。

今天《法律援助法》的出台是建立在这些具体工作铺垫的基础上，并且有望通过一系列后续的实施细则，让它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得以落实。

目前从结果来论，我们观察到的质量方面的效果、结果还不尽如人意。我们这几年办很多群体性事件、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经常碰到法律援助的律师开了两天庭，第三天找不到他人了。连坐班都坐不住，更不用说法律援助，而且往往法律援助的律师做的都是罪轻辩护。前段时间哈尔滨一个涉恶案件开庭，8个被告人中有3个被告人的追诉时效都过了，明显不应该追诉。但这3个人的律师都是进行法律援助的，没一个人发现，后来经我们提醒，有一个人在庭上说了，另外两个人坚持不提，这很不负责任。这也导致了社会、家属、当事人对法律援助律师有看法，因为质量确实和社会律师有差别。

为了更好地促进《法律援助法》实施之后的质量保证和效果，尽量避免程序上走足了而实体上无效。

因此，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在理念上需要再提升。这个理念提升的核心是什么？要改变一种有意或无意的不妥观点，也就是不能把法律援助当作扶贫、当作低保户去给个饭吃，而要把法律援助看作社会委托律师服务同等质量，不能降低品格。因为《法律援助法》条文规定，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低保户扶贫，一个月给500块钱就能活了，和普通人不一样。但公民权利和当事人的人权不能和经济生活一样打折的。现实中还需要加强认识，理念上不解决，在行动上肯定会迟缓、打折，所以理念的认识是最为重要的根本性认识。就像现在发现疑似病人，不能说白送的口罩就质量不合格，给了口罩就要保障质量合格，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首先要需要解决理念问题，这样在质量考核时才能把握同样的标准。

社会上律师会见，一个阶段多少次，那法律援助标准也一样拿个平均数，社会上律师共向法庭提交几次申请，法律援助也要有同样的要求。同样的标准就好解决。

第二，有了理念的一致，制度也要科学。不能搞似是而非的东西，没有的要补上，四不象的要改掉，这些在实施过程中都要有规定。以前的制度也好，现在的《法律援助法》也好，在指派律师方面的大致原则是什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要把承办机构放在律师事务所。但是这样的解决思路存在问题，如果放到一个机构上，律师事务所肯定指派闲着没事的律师去干，所以选择权不能放在律师事务所。我们要借鉴高检院推行刑事合规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的办法，它去年第一阶段的改革当时是针对机构，现在入这个库的是针对专业机构个人，为什么？它发现一两个律师像投标似的，比如说的律师是钱列阳，结果来干活的是钱列阳的助理。所以不能放到机构上，否则质量最后达不到保障，这就是制度的不合理、不科学。

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法》都规定了什么？值班律师有权利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如果他提出意见，检察机关提前有义务给他就了解案情提供必要的便利。什么叫必要，什么叫便利，只字未提。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原则性的内容，咱们这种专门法应该把它细化，明确他的会见权、阅卷权，如果不明确，等于没有规定。我们很难见哪个案例中检察机关给值班律师提供了什么样的便利，这就是制度上的缺陷。这样的规定、这样的法律是无法发挥实际效用的。

当然，要是回归更根本的值班律师制度，国内立法连定位都不准确。国外的值班律师只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负责单纯的法律咨询，还有一种是针对法院不出庭的，国外不用阅卷，当庭一听就能判断得差不多。而我们是如果不阅卷，去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值班律师的定位目前很模糊，达不到真正的立法目的。要让他有辩护权，就要给他明确，否则就不要让他发表可能耽误案件办理的意见，只负责咨询就行。

所以县级以上政府怎么纳入发展规划，把补贴放到政府预算，比例是多少，有没有最低限，大致参考值多少，等等都要明确。刚才刘卫东老师提到高校法科生，我们法科生没有出庭权，这个在制度上要明确，让他们做事，要给人家权利，比如法学院院长一签字，这个学生就可以当律师使用，否则法科生没有权利做任何事情，他只能看卷。

第三，措施要配套。有了理念、有了科学制度，在措施落实上要配套。比如指派的时间，我前几年在大成时，团队申请了志愿者做法律援助，每次都急匆匆的，大家手足无措，想多会见两次都没有时间，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具体措施上的问题，怎样从安排、指派到落实，要留出时间。

还有补贴问题、质量评估问题、值班律师问题等等，如果这三条做到了，在座12位律师每年都可以做一两个法律援助案件。我们前几年怎么进入志愿团队的？是求人才进去的，不是老资格的律师就能做法律援助的，它是固定到某些对象身上的，你出于爱心去做法律援助，而人家以为你是抢生意的，掣肘太多。

很多问题解决了以后，法律良知、律师正义感等都会显现。希望法律在后续实施中有更多科学细则和可操作的条文出现，各级机构和律师同行能够把这个法律贯彻好、实施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