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

（星来律师事务所赵运恒)

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一直是法律界和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对法律援助进行质量控制，真正发展是从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开始。

之后，司法部开始质量评估试点工作。到2019年，陆续出台了一些细则性文件，比如2019年司法部印发《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印发《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办法（试行）》，司法部和财政部2019年出台《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等等。

随着司法部的部署，各地在法律援助质量上已进步很多，很多地方都规定了配套制度和质量标准，并开始进行质量评估。这都为《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和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由于法律援助覆盖面越来越大，质量控制起步晚，还是存在不少看得见的质量问题。

比如，现在援助律师很少做无罪辩护，涉黑涉恶案件很明显。即便做罪轻辩护，也是老三段，很少下功夫。前些天我们在哈尔滨参加一个涉恶案件审理，法援律师连他们当事人已过追诉时效都没发现。一个案子多个被告人，其中认罪认罚的大多是法律援助的被告人，这些人经过庭审，往往都反悔认罪。甚至，很多法援律师开着庭，第二天就不见影了，法官找不到他了。

这样，与委托律师一对比，就会产生社会的不信任。

为提高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有利于《法律援助法》有效实施，避免“程序上走足，实体上无效”，我提出三点建议:

    一、理念上要提升

各级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律师行业，要认真贯彻好《法律援助法》，就要在理念上统一认识，即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能低于社会委托法律服务质量，不能认为政府白送的就不能要求太高。这跟经济生活上扶贫不一样，跟对低保户不一样，《法律援助法》规定援助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权利是不能打折的、不分高低的。

理念如果提升了，统一了，就可以参照社会委托律师的平均服务标准，来要求援助服务标准了。比如，平均会见几次？平均调查取证几次？平均与办案人员沟通几次？平均提交了多少份申请？等等。

二，制度上要科学

在理念下面，就是更加科学的制度设计。

比如，《法律援助法》沿袭了以往的指派模式，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等方式，由律所等机构承办，但这种针对机构而不是针对法律援助个人的制度，很难指派出忙碌的优秀律师的。应借鉴高检院推行的刑事合规第三方独立监管人规定，针对专业人员入库，而不是机构入库。

另外，选拔合格律师要跟专业机构，比如律协刑事专委会沟通，或者由其推荐。

在指派上，要有明确职业年限和专业经验的限制。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案，司法部的服务标准没提几年，法律援助法是规定3年以上，山东是5年以上。除了年限，还应该限定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是刑事辩护。

再比如，值班律师的定位是什么？目前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更多是个符号。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新定位，值班律师要么只负责法律咨询，要么就赋予辩护人的部分职能(出庭除外)。国外也是分两种。

对值班律师就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的，实际已具备了辩护职能，那么制度上就应当明确其在提出意见前，应进行会见、阅卷等基础工作，以保障所发表意见的专业性。另外，对值班律师的质量评估，也应当规定出来。

三，措施上要配套

有了理念，制度，还需要实施上的配套。

司法机关要合理地提前一定时间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不然就会导致律师匆匆忙忙，只能会见一次，甚至一次都没有会见就开庭了。

财政支持还不够，补贴方面一是金额少，二是往往按件统一支付补贴，三是对成本审批繁琐，导致律师轻易不敢出差调查取证。因此要在办案成本、劳务补贴上有科学的规范，特别是差别补贴要落实，补贴要与办案质量挂钩。

在服务质量上，部分地区已落实评估制度，有公示，有排名。在此基础上，要规定明确的纠偏机制和奖励机制。

最后，相信随着政府和社会的重视，随着《法律援助法》相关细则实施，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使我国的法治体系和受援人权利保障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