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1日，大成刑事汇第33期在北京总所举行，聚焦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贿赂案件实务问题。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珺受邀参会，以“放贷收息型受贿的认定规则”为主题进行分享。王珺主任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48号黄某某受贿案），从行为认定与数额认定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了放贷收息型受贿的司法逻辑与辩护要点。

今年4月上中旬，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同时最高检发布了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这批指导性案例针对目前一些新型、隐性的职务犯罪做了归纳和指导，分别是虚增交易环节型、放贷收息型、房产交易型、投资收益型、原始股预期收益型等五种受贿类别。其中，放贷收息型受贿是今天分享的重点。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借款人向请托人借款时，需要审查是否存在合法的借款事由、借款资金的真实去向、双方平日经济往来的基本情况、是否具有还款行为、未还款的原因属于客观障碍还是主观恶意等要素。但这次公布的放贷收息型受贿正好相反——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作为借款方，而是作为出借方，将资金出借给请托人并从中收取利息，高出某一标准的部分即被认定为受贿金额。

下面我们看看检例第248号黄某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中认定受贿的核心逻辑。

被告人黄某某，男，1962年出生，某银行龙岩分行原行长。

2008年至2014年，黄某某利用担任某银行龙岩分行行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担保授信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1332万余元。

其中，2010年至2012年，黄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林某某实际控制的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福建某地产有限公司在担保授信审批及商铺出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林某某为感谢黄某某并继续获得其支持，表示愿意以月利率3%向黄某某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并表明自己向其他人借款的最高月利率为2%。2011年8月至2012年10月，黄某某分三次借给林某某共计800万元，林某某将借款用于某融资担保公司担保增信、短期放贷等业务，并按照月利率3%向黄某某支付利息共计172.49万元，比林某某同期向其他人员借款的最高月利率高出1%，高出部分利息共计57.5万元。

受贿的认定始终要回归其核心与本质——国家工作人员所得利益与职务行为是否具有对应性。这批指导性案例都在强调该本质特征。

这种对应性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如何评判呢？它高度依赖言词证据。只要官员说“我收这个钱是因为我帮了他什么”，只要请托人说“我之所以给他钱是因为官员帮了我什么”，言词证据就足以认定。虽然实务中言词证据的获取方式、真实性、易变性都存在一定问题，但它毕竟属于一种证据种类。在双方言词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三人成虎，虚假的事实也可能成为真实的法律事实。

从客观证据角度衡量，请托人是否有真实的借款需求格外重要。没有真实借款需求，是受贿无疑；如果是真实的借款需求，可以进一步审查：

第一，官员是否在借款前进行过询问或印证请托人的真实资金需求。即便不是借据留存、仅是口头询问，但只要做了这项工作，未来就可以为抗辩做铺垫。另外，如果请托人向别人只借一二十万，向官员却借几百万，明显偏离正常情况，会引发办案机关的合理怀疑。这也可以归纳为借款必要性的问题。

第二，借款时间与官员提供帮助、请托人谋利的时间段是否存在交织。如果有交织，单独这一点很难抗辩；如果没有交织，是否必然阻断犯罪？其实也不是。2003年《经济犯罪座谈会纪要》对“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规定得很明确，包括承诺、实施、实现等不同阶段。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点，结合其他方面，能进一步对案件做出综合判断。

第三，对比同期借款利率。 如果请托人向其他人的借款利率都很低，给官员的借款利率却更高，则产生受贿风险；但是如果官员的利率与其他出借人的利率相同或更低，则能够阻断受贿风险。需要关注，借款利率应以同期的做比较，因为不同时期的市场资金成本不同。

前两点是在此类案件中需要关注并综合运用的，唯独第三点可以单独阻断受贿指控。

通过上述案例，我也引申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在实务中可能有助于风险防范。

第一，审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真实的出借能力。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年收入仅20万、50万，而借款资金明显超出其出借能力，那就可能缺乏正当性或对应性的合理事由。另还要审查其用于出借的自有资金是否有合法来源，如果来源问题没有弄清楚，可能会陷入另一个刑事法律风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第二，关注交易或投资的真实性。国家工作人员一方是否存在不劳而获，或者低风险、高回报的情况？任何股权投资或市场交易都是有风险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干股，或者出资很少却固定领取高比例收益，很容易落入权钱交易的认定思路。

我们来看其他指导性案例中关于真实性的判断标准：

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检例第247号）—— 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通过其妻子实控的公司虚增交易环节，使该公司获取转手交易的差价3300多万元。进行转手交易的公司没有实质性开展经营活动，不需要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认定名为交易、实为受贿。

房产交易型受贿（检例第249号）——开发商规定购房定金为50万，但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购房能力，只交了20万定金；另外，正常房产销售流程要求交付定金当日签订认购合同，七日内支付购房款、签订买卖合同，否则定金失效。但该官员超出正常期限，一年后仍未交付后续购房款，未签订任何合同，定金也未交足50%，明显与市场正常情况相违背。最终法院认定其没有真实的购房能力，所谓的定金只是为了掩饰虚假交易。

投资收益型受贿（检例第250号）——行贿方公司的入股资格仅针对内部员工，但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方让其在没有入股资格的情况下出资入股，实际上不参与经营管理，与其他股东承担的市场风险有本质区别。这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和市场惯例，最终被穿透认定为权钱交易，而非正常的市场投资行为。

以上几种行为归结为一点：交易或投资的真实性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如果是真实的，才有可能作为风险防范的防火墙或抗辩的事由；如果不真实，则容易陷入刑事风险。

第三，警惕业务关系之外的其他间接关系。如果官员与请托人之间存在业务关系，要最大程度地回避资金往来，无论其合理与否。如果没有业务关系，是否就可以放松警惕？《解释（二）》的新规定告诉我们不行。《解释（二）》第14条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了扩大解释——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是2003年《经济犯罪座谈会纪要》中原有的内容，本次扩大的规定是：这种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还要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这有点像赵运恒律师提出的“大辩护”的反面——“大指控”的思维：不论是否为主管关系，不论有无上下级关系，但凡有一点关联，都可能被囊括进来。

第四，关注“承诺”谋取不正当利益。《解释（二）》第13条对斡旋受贿的情形也作出了扩大认定。原来“明知请托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是在普通受贿罪中规定的，现在延伸至斡旋受贿——对“谋取不正当利益”扩大到“承诺”阶段。因此，在处理放贷收息型受贿案件时，不能仅局限于普通受贿，还要考虑斡旋受贿是否存在类似风险。

出现放贷收息型受贿行为时，如何计算受贿数额？《解释（二）》第11条对受贿金额的认定作出了明确指引，即以实际获利为原则，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照本案，实际获利如何计算？请托人向其他人借款的最高利率为2%，向国家工作人员支付的利息为月利率3%，故按利率差额1%计算受贿金额。

计算差额时，不以银行利率为参照。目前LPR一年期利率为3%，折算成月利率为0.25%，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指导性案例没有以银行利率作为参照标准，这是对犯罪金额认定有利、宽大的一面。但需注意：即便请托人向其他人借款的同期最高利率低于0.25%，假设为0.2%，计算利息差额时也是以0.2%作为参照值。总而言之，要忽略银行利率，它对数额认定没有任何参照作用。

反向思考：有无可能以出借人——即国家工作人员/官员——向他人出借资金的利率作为参照？如果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出借款项的最高利率是多少，是否同期，是否为自有资金等方面。

对比思考：是否需要扣除资金成本？这一问题并非本案指导性案例所强调，但出现在同批的其他两个案例中（检例第249号、检例第251号）。对于非法经营案件，在认定违法所得时可以扣除合理的经营成本，那么受贿案件呢？检例第249号、检例第251号已出现可以扣除资金成本的情况——即便是虚假的定金，但在实际认定受贿金额时仍然将其扣除；即便购买原始股是为了收受贿赂，购买原始股的资金也在受贿金额中被扣除。

通过这一原则可以引申：在放贷收息型受贿中，如果官员出借资金中大部分是自有资金，少部分是借入资金，则会产生资金成本问题。按照上述指导案例的原则，我认为主张扣除这部分资金成本是可以尝试的。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

创始合伙人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管委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刑司院&星来所民刑行一体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星来职务犯罪业务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硕士。第十二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财经法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入选2026年度LEGALBAND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白领与商业犯罪”领域榜单，ALB法律大奖“NARA年度管理合伙人大奖”，LEGALBAND中国女律师15强、新锐合伙人15强，商法The Visionaries 睿见领袖”，LexisNexis律商联讯精英榜等多个奖项。

多次在《人民检察》《中国律师》等核心期刊发表专业文章，荣登中华文化出版社《与法同行》书籍封面人物。系国际信息科学考试学会(EXIN)数据保护官(DPO)&数据保护官(DPOPIPL)双认证律师。办理过多起无罪辩护成功的刑事案件，有丰富的刑民交叉类案件及财产刑辩护的实务经验，擅长职务犯罪和网络犯罪案件的辩护，尤其在电子数据审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