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李某可能因两次事故而被“二次碾压”，而且法院明确认定，是李某非酒后驾车经过事发道路，经朱某提示未果后，碾压李某并造成其当场死亡。

从违法性而言，李某非酒后违法驾驶的行为是故意，对碾压李某的结果也至少存在重大过失，具有高度可责性。

花某存在两次驶离现场的行为，其中第一次是为了躲避李某严重醉酒后的连续滋扰行为而加速驶离，并且花某在李某非驾车到现场前就已经返回，李某因被李某非驾车碾压而当场死亡的结果，与花某第一次驶离现场的行为之间，实际已经因花某返回现场而阻断，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而花某第二次离开现场，是在李某非报警后，此时李某已经当场死亡，其死亡结果与花某离开的行为之间同样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因此，花某虽然存在两次离开现场的行为，但客观上都与李某非酒后驾车碾压李某并致其当场死亡不具有关联性。

法院认定“不能证实李某的致命损伤是发生于前事故还是后事故”，因而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但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仅应当否定花某对李某死亡结果的直接责任，而且在死亡结果可能由花某和李某非共同造成的情况下，在因果关系及其影响程度无法查明时，花某至多只应与同样作为驾驶人的李某非承担同等程度的责任。

但在本案中，在李某非存在酒后驾车的严重违法行为，应当对第二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可能单独对李某的死亡结果承担直接责任的情况下，法院却仅认定李某非为次要责任，反而认定花某为主要责任，难以体现过错与责任的相当性。

保山市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花某属于“逃逸”，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但该责任认定实际上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和《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的“推定”，是一种行政违法责任的“拟制”，但不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事实”。

刘某立涉嫌交通肇事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642号）也表明，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意见可以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依据。但是，如果有证据表明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考虑了事后逃逸等情节，因而与事故发生时各方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发生严重偏差，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对刑事领域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进行实质性审查和判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是人民法院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依据，但并不能直接代替刑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判断。

在本案中，保山市交通管理部门实际也是以“逃逸”作为“推定”花某对全部可能的两次事故所最终造成的李某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但结合所有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花某加速驶离现场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中涉及李某本人严重醉酒后的违法行为、李某具体死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李某非酒后违法驾驶并直接导致李某当场死亡等多种复杂因素，而且李某和李某非的违法和过错程度显然都较花某更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对花某是否应当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不应简单以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认定为依据，而应当根据对李某死亡结果发生的客观原因力大小，对因果关系和责任分担进行实质审查和判断。

在李某涉及两次可能事故，而关键死因又难以直接查明的情况下，花某与李某非同样作为驾驶人，且其违法程度明显较酒后驾驶的李某非更轻，花某至多只应与李某非承担同等程度的责任；而在被害人李某也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下，花某更应当只承担次要责任，至多只承担同等责任。

法院认为，花某的行为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同时花某的逃逸行为已作为其入罪情节予以评价，在量刑时不应再作为加重情节予以重复评价，结合其赔偿被害人家属和取得谅解等情况，判决花某犯交通肇事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法院关于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也不对其逃逸情节重复评价的裁判值得肯定，但其最终结果仍存在问题。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量刑档次，涉及基本犯罪构成、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在本案中，法院否定了花某“逃逸”属于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而将其作为基本犯罪构成。

然而，首先，如前所述，本案中花某是否“明知”在躲避李某连续滋扰的过程中，加速驶离时已经导致李某倒地受伤，以及是否具有“逃逸”尤其是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和目的的证据并不完全充分，不足以认定其属于“逃逸”。

其次，根据《解释》第二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包括“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和“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

因此，“逃逸”作为基本犯罪构成存在于“一人至两人重伤”的情形，而在“死亡一人”的情形下，“逃逸”实际只能作为情节加重构成，并不具备将“逃逸”作为基本犯罪构成的条件，法院将其作为入罪情节实际上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第三，根据刘某立涉嫌交通肇事案的裁判理由，即使花某的行为属于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逃逸”，在进行刑法评价时，仍然需要根据该行为对最终伤亡结果的原因力大小进行实质判断。而在本案中，花某驶离现场的行为，与李某非碾压李某并致其当场死亡的结果，已经不具有客观上的实质联系，即使认定其“逃逸”，也只是行政认定，但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更不应当将“逃逸”作为花某的基本犯罪构成。

最后，本案中即使花某加速驶离的行为存在不当，但李某和李某非都存在严重违法，而且花某的过错程度相较而言明显更低，也不应当由花某承担主要责任，至多只能是三人承担同等责任，在只造成死亡一人的情况下，花某即使承担同等责任也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因此，法院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认定花某属于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致一人死亡并负事故主要责任，并判决其构成交通肇事罪，与法律规定、客观情况和刑事案件的实质审理要求均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