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共55条、七个部分。作为一线刑辩律师，看完草案，总体判断是：辩护权保障有实质提升，指居收口是本次最大突破；申诉控告有了受理期限和书面答复；涉财产保护基本是把现行做法上升为条文，涉案企业托管完全留白，新增第199条第3款则需高度警惕。

（一）辩护权：七处从"原则"落到了"操作"

这一块的评价是肯定的，因为它改的都是实务中卡了很多年的地方。

第一，法律援助从审判延伸到审查起诉（第35条）。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又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同时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可以指派。这意味着“重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缺位”这个老问题，第一次在立法层面被正面回应。

第二，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情、会见、阅卷的权利（第36条）。过去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里经常被当成“签字见证人”，没有阅卷就没有判断，没有判断就只能配合，这次至少把权利基础固定下来。

 第三，会见有了48 小时的硬约束（第39条）。辩护律师要求会见的，看守所应当保证至迟四十八小时内见到在押人员。“至迟”两个字有拘束力，比过去“及时安排”这种无法追责的表述强得多。

第四，明确有关机关在案件不同阶段、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第34、88、93、175、176条）。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延长羁押期限、退回补充侦查、变更强制措施等。过去这些告知靠办案机关自觉，节点不明、方式不定，律师常常只能打电话问、靠碰运气。把节点固定成义务，有效辩护才谈得上有起点。

第五，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期进行；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刑期的，应当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第88、95、98条）

第六，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第56、123条）

第七，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的，应当出庭；经通知拒不出庭、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草案试图将特定情形下的出庭义务刚性化。这一条如果真执行，庭审实质化才有着力点。（第192条）

   （二）人身强制措施：指居收口是最大突破

这一修改落在草案第75条：删去了现行法中“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的规定，回归监视居住“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的定位，对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监视居住，而是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无固定住处”这个口子过去在实践中被用得太宽：本地有房、有户籍、有家庭的人，也能被解释成“无固定住处”，然后送进一个不受看守所条例约束的地方。指居场所不属于羁押场所，律师会见要批准——过去这些年刑讯逼供事件及非正常死亡事件，都发生在这个空间里。

需要指出的是，草案并没有废除指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这两类仍然保留。收缩之后，如何防止“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行指居之实”，需要在司法解释和检察监督上继续压实。

   （三）申诉控告有了期限约束和书面答复

草案第49条增加规定：当事人、辩护人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违法行为，有权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核实，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更关键的是，对这类申诉控告明确了受理的具体期限，要求受理后十天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

现行法关于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第 49 条，只写了“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及时”不是期限，“通知纠正”也不是答复，这条权利在实践中基本悬空。

2012 年六部门规定曾经要求十日内书面答复，但那只是规范性文件，层级不够，各地执行参差。现在如果把它写进法律、配上受理期限和书面答复义务，性质就变了：逾期不答复，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可指认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据此再申诉、再控告，可以向检察监督部门反映，可以在庭审中作为程序违法提出。 

（一）新增第199条第3款：留下“法庭之外”的无限定处置权

草案第199条新增第3款：“在法庭之外，以聚众哄闹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等方式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司法警察应当及时制止，构成治安违法的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问题有三：

一是空间无边界，“法庭之外”“人民法院工作秩序” 均无限定，司法警察的现场处置权可延伸至法院院墙之外；

二是行为无边界，“等方式” 兜底，而 “侮辱、诽谤” 属主观评价型定性，律师公开批评程序违法，当事人家属、旁听群众对司法不公的公开合理质疑很容易被归入其中，引发寒蝉效应；

三是程序无救济，认定、制止、决定后果的都是法院一方，谁来认定 “扰乱”？法院。谁来制止？法院的司法警察。制止到什么程度？没有规定比例原则、没有规定强制带离的条件、没有规定使用警械的界限、没有规定笔录、没有规定复议或申诉渠道。

    （二）涉案财产：把现行做法和规范写进法律，不等于制度前进

    草案在第141条至第144条在涉财产方面确实增加很多规定：要求严格区分财产属性、规范采取措施范围、异地查封扣押冻结须通知财物所在地公安机关。

新增"涉案财物处置"专章，在第258条规定了集中保管与先行处置、不得坐支、不得返还或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公安检察院应当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法院应当对涉案财物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定罪量刑审判后可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处置。

这些条文，整体上是整合现有的司法解释和规定，局部加以规范，没有在结构上解决“重对人、轻对物”的老问题。财产程序依然依附于对人的追诉程序，没有独立的对物之诉，没有独立的审理载体，权属争议依然大量后置到执行阶段。

最关键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1、案外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保障仍严重不足

虽然草案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公检法应当予以核实、听取意见、依法处理；必要时法院可以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但“可以”通知出庭，不是“应当”。是否出庭，裁量权在法院；其次，通篇没有给利害关系人及其代理律师阅卷权。

一个案外人要主张被查封的财产是自己的，他要先知道办案机关凭什么认定这是涉案财物、依据的是哪份证据。案外人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如果律师连卷都看不到，无法形成有事实支撑的异议，只能凭当事人陈述写材料，天然处于弱势。若只给参与权而不给阅卷权，那么对于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保障大打折扣。  

2、对涉案企业托管问题完全没有纳入。

实践中，对涉案企业托管在涉黑恶、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中已经是高频使用的措施，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变相的强制措施，干预力度远大于查封、扣押、冻结。现行依据仅仅是两高两部的规范性文件，上位法没有任何约束性规定。

实务里经常出现，案件尚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甚至还没有开庭、法院尚未作出任何生效判决，就启动涉案企业托管；即便企业原有法定代表人、管理层仍具备正常经营能力、愿意合规运营，也被强制全面接管，企业经营权、控制权、财务决策权一并转移托管机构，实质上提前处分了企业的经营权益，但是托管的启动条件、听证程序、托管范围、托管期限、托管人的权责、异议救济、监督机制、损害赔偿路径，全部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则。

我注意到，草案新增第 144 条之五明确规定，“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涉及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类财产的,在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

我认为，该条款从立法层面，实际是否定了司法实践中对涉案企业经营性资产采取“托管” 的上位法依据。根据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原则，所有脱离查封、扣押、冻结及法定保值保管范畴的所谓“托管”，均属于违法扩权行为，不具备合法效力。但“允许继续使用”毕竟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对已经发生的托管，也没有溯及性的纠正机制和赔偿路径。留白仍然太大。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还差一步

草案第95条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有所推进，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应当定期进行审查，还增加规定“可以听取侦查人员、当事人、辩护人等的意见，但“定期进行”如何定期、由谁启动、不启动有何后果，仍需细化。否则仍可能停留在“有规定、少追责”的状态。

第一，强烈建议删除新增的第199条第3款。 不留下“法庭之外”这个无限定的处置权。确有暴力围堵，回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和司法警察法定职责中去处理，不必在刑诉法里另设一套没有边界的规则。这一款极易产生寒蝉效应，严重压制外部监督渠道，弊远大于利。

第二，把案外人、利害关系人的阅卷权写进去。 案外人的代理律师对涉案财物认定依据、证据材料应有阅卷权；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且有必要出庭的，应从“可以通知”改为“应当通知”，至少明确应当出庭的情形。只给参与权不给阅卷权，财产异议很难形成有事实支撑的主张。

第三，对涉案企业托管设定法律边界。 明确托管不属于查封、扣押、冻结之外的当然强制措施；确需托管的，应限定启动条件、听证程序、托管范围、期限、托管人权责、异议救济、监督机制和损害赔偿路径；对已经发生的违法托管，应给出纠正和赔偿通道。第144条之五的“可以继续使用”应进一步明确为原则性允许，并配套保值保管规则。

第四，把指居例外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配套规则压实。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保留的指居，要在司法解释和检察监督中防止“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行指居之实”；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定期进行要明确启动节点、审查方式和不审查的后果，且定期审查时，应当听取当事人、辩护人意见，而不是现在草案中规定的“可以”听取，将“可以”改为“应当”。

修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草案在辩护权、指居收口等问题上向前走了一步，值得肯定；但立法在一些问题上仍保持一定留白，也有审慎的一面。留白不等于放任，争议问题最终要在实践检验中逐步校准：该明确的底线不能含糊，该给的救济不能悬空。法治的进步，往往不是一次完成，而是让每一步前进都可检验、可纠错。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会议主席

中国政法大学刑司院&星来所民刑行一体化科学研究基地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原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律师业务研究所研究员，第十届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公安部全国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信用学会司法公信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刑事辩护实务校外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实务）导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律师“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国际贸易”人才库律师，珠海市企业合规促进会专家顾问。曾长期供职于北京市检察机关，荣获北京市优秀公诉人称号和十佳调研能手称号。在《中国刑事法杂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业务文章50多篇，研究成果曾获得全国检察理论应用文章一等奖。

具有二十一年以上丰富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擅长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其带领团队成功办理了一系列重大有影响力的经济犯罪、涉黑犯罪、职务犯罪以及刑民交叉案件，以精湛的专业技能及精细化辩护风格深受客户好评，为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刑事专项服务，取得良好效果。

入选钱伯斯《大中华区法律指南》争议解决领域榜单；ALB中国法律大奖“年度争议解决律师大奖”榜单；胡润智榜·大中华区卓越推荐律师：商业犯罪与刑事辩护、卓越法律服务大奖“卓越影响力大奖”；LEGALBAND 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白领与商业犯罪”榜单；LegalOne中国区杰出法律团队、客户信赖律师：杰出女律师（华北）15 强等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