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初，我坐在公交车上，去往亚运村一家律师事务所。

这是我辞职后第一天来上班。在这个夏天到来之前，我经历了痛苦的思考。硕士毕业后供职的单位，一直对我比较器重，一个多月前，分管领导又刚刚和我谈过话，说部门的正职马上退休，党委有意把这个职务交给我，让我做好准备。

当副职比较悠闲，还经常可以在业余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正职，我略有一丝惶恐，我看得见各部门正职们的辛苦，连周末都经常加班，责任比副职重大很多。

如何选择将来的道路？是在体制内单位继续努力下去，走那条看得见未来的稳定道路，还是重拾读书时的梦想，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又能更好体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律师？这将给自己、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从几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剖析。在性格上，我比较感性，不习惯于墨守成规，不喜欢沉闷的氛围，有时候还喜欢冲动，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就憋不住，没有三十岁男人的那种成熟。刚毕业不久，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里遇到一个对女性耍流氓的男人，我就抓住他不放，跟着他下车，用街边的公用电话报警（那会儿还买不起手机），结果警察来了把我们带到派出所，问清情况后认为缺乏证据，把男人放了，我很生气，跟所长理论起来，所长一拍桌子，你再闹，就通知你单位把你领回去，很尴尬。

单位里开会，放炮最多的那个人肯定是我。即便后来在领导引导下成熟了一点，但人的本质无法改变，一不小心又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建议、意见给抖搂了出来。虽然领导们很大度，对我的工作很认可，但长此以往，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我的前途未必那么美妙；如果选择当律师，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瞻前顾后，过于忧虑身边的人际关系。

当然，我也非常担心，做律师更需要理性和冷静，我这样的性格是不是也不适合？

在职业理想上，我还延续着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怀。还喜欢读汪国真的诗，喜欢看读研时就常年订阅的《南方周末》，幻想着美好的社会蓝图，渴望在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体现自己的价值。在单位里，工作之外的言论是严格管制的，我感觉自己像是没有舞台。

在收入上，那个时候，我刚刚当父亲几个月，在惊喜之余，新生儿带来的家庭开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压力一下子陡增，家庭合计三千多元的工资收入非常吃紧。后来我提出辞职时，单位主要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认为月收入多少才能满足家庭需要，我当场拿纸笔测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月工资六千元，领导叹了口气，比你现在工资多一倍，我解决不了。

好在我已经有意识地提前解决了做律师的一些基础问题，比如口才和怯场问题。可能受制于血型和星座原因，在研究生毕业前，我只敢在熟人面前侃侃而谈，人一多就不敢说话，到了大场合更是脑子断电一般，思路不畅，语无伦次。通过特意选择到高校当教官，一两年授课下来，已基本消除当众的怯意和恐慌，演讲思路能够正常运转了，临场的发挥也有了进步，再加上户口和住房也已解决，在生活保障上具备了一定基础。

最后，我决定放弃新职位，奔向那可能充满风雨和荆棘的自由职业之路。我不想再循规蹈矩地活下去，我喜欢自由，更想践行在八十年代末刚上大学时就抱定的理想，在国家发展中能运用自己的那点儿力量促进清正与廉洁。同时，做律师虽然谈不上稳定，甚至还有各种风险，但不需要沉湎于文山会海的思想轻松，能自我调配时间的工作节奏，以及可能提高经济收入所带来的财务自由，一切对我有着无法抵御的吸引力。

家人经过开会讨论，在争议不大的氛围中同意了我的重大决定。那个时候，千禧年刚过不久，律师行业的环境和收入状况还不明朗，出来闯荡的风险不好预测，但家人的支持很坚决，“如果实在吃不上饭，咱们还有拿工资的，饿不死。”

在软磨硬泡了一个月后，领导们终于松口，同意我辞去公职。那一刻，心中对单位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互相交织，五味俱全。

身为外地人，在北京刚刚工作几年，人生地不熟的境况还没有改善，亲戚朋友中没有一颗大树可以依赖，甚至也没有做律师的前辈加以指导和庇护，突然闭着眼睛下海了，我还有前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