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商业地产头部企业X公司拟扩展其资产规模，并拓展其在东北地区的业务版图。而在此时，东北地区某商业地产头部企业Z公司虽然业务经营稳定，但因其历史项目的开发投资，一直背负沉重的融资贷款，其老股东Y公司希望能获得外部资金支持。于是，两个企业一拍即合，X公司通过对Z公司进行增资的方式，成为Z公司控股股东，而Y公司继续保有Z公司少数股权。

2023 年年初，X公司组织对Z公司的投资前尽调，包括对Z公司所持商业地产价值进行评估。在评估价基础上，各方协商了交易价款并签署相关投资协议，并对与投资完成后Z公司的公司治理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同时，协议还约定，如果Z公司业绩不达标，Y公司应将所持Z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X公司作为补偿。此外，为缓释Z公司原融资贷款压力，X公司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加入了贷款偿还的行列当中。

前述投资完成后，X公司与Y公司在蜜月期内还能够和睦相处 ,按照投资协议安排共同经营Z公司。考虑到企业持续经营的稳定性，Z公司的经营仍由老股东Y公司负责，后续再慢慢移交给X公司。但是，后续Z公司业绩不理想，无法通过自身经营现金流摆脱融资压力，双方股东遂生嫌隙。Y公司开始利用老股东身份把持企业，拒绝X公司参与企业经营。

X公司经梳理投资历程，发现Y公司组织的Z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可能存在不实情况，并对企业资金管理不严格。经查阅相关公司账目，X公司对Y公司相关高管提起了职务侵占刑事控告。双方矛盾彻底激化，X公司被Y公司排斥出局，对外投资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更为严峻的是，Z公司置换后的融资贷款也即将到期，在失去对公司控制权利后，X公司可能将被迫代Z公司承担全部贷款的偿还责任。

在此情况下，X公司必须要收回对Z公司的控制权力，以实现追究Y公司相关法律责任的目标，并对相关融资贷款压力进行进一步缓解。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项目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很有可能导致两方股东互相“甩锅”并生嫌隙，最终出现一方股东将另一方股东排斥出局的情况。而此类公司控制权争夺案件较为复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所谓公司控制权争夺，就是作为公司股东方的客户，对于公司治理现状不满意而希望改变这种局面的尝试。客户首次咨询律师时，受限于情景和经验限制，往往不会直接指明是公司控制权争夺。更常见的情况，是客户对另一方股东或高管的某些公司治理行为不满，如某次股东会决议没有通知客户参加，某个重大合同是对方擅自用印，或者是某笔费用未经客户同意就擅自支出等情形。这时，客户提出的诉求往往是针对其中某一个细节，明确且具体，如能不能撤销某次股东会决议？能不能就某笔违法支出要对方承担责任？

例如，在本案中，X公司一开始的诉求是对历史投资结果不满意，希望能得到 Y公司的一定补偿。于是，在没有任何整体方案的情况下，X公司贸然采取了最激进的方式，即直接对Y公司高管进行刑事控告。结果，刑事控告因证据不足而受阻，X公司也被其激怒了的Y公司直接排斥出局。导致X公司再想收集企业相关资料以进一步维权都难以做到。

因此，在分析此类案情时，需要从一开始就有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整体视野和方案。如果仅就事论事，而没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可能在矛盾逐步升级后，让己方处于顾此失彼的局面。

不同于公司治理领域的单一诉讼案件，公司控制权争夺虽冠以案件之名，但并不具有一个特定的案由，而是指代这一类纠纷。此类案件项下，客户的最终目的是要取得公司控制权，但是如何取得控制权，并无任何定式。实践中，客户通常也不了解如何取得公司控制权。这导致客户即使明确了公司控制权争夺目标，但仍是走一步看一步，无法事先作出整体方案。

例如，在本案中，X公司起初认为，Z公司的日常经营此前一直由总经理负责，而根据投资协议安排，自己有权委任总经理，那么只要己方能够正常委派Z公司的总经理，就能顺利控制Z公司。但是在实际执行层面，X公司依据公司章程委派的总经理L某虽然被Y公司表面认可，但Y公司动员高管暗中抵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Z公司的公章一直被Y公司违法把持，导致L某无法在任何对外文件上用印，最终其总经理职权根本无法行使。

在一般的公司控制权争夺案件中，核心目标应是取得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席位的控制权。其他事项，如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管职位，法人一证通（电子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资产，以及对外签署的合同、社交媒体账号，并非控制权的决定性因素。盖因法定代表人及公章系公司的直接、全面代表，其余标的均可在取得该两项控制权后逐步实现掌控。

例如，笔者此前经办的某科技企业控制权争夺案件中，客户的核心诉求是尽快掌控公司账户资金。在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控制权后，客户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向银行申请挂失，补办了银行U盾，顺利实现对资金的掌控。又如，通过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完成公司工商联络人变更及法人一证通补办，实现对工商登记相关权利的基本控制。再如，解除对方核心高管劳动关系后，以加盖公章的函告及公众号发文形式，宣告对公司的合法接管，进而实现对包括财务负责人在内的高管团队的控制。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澄清。第一，拿到法人和公章，不能确保绝对控制而只是相对控制，如对方仍可以股东身份直接行使知情权、分红权等权利，或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行权，即无法排除对方对于公司经营的合理参与。第二，控制公司需以客户有一定的接收能力为前提。例如，在销售类企业中，客户需具备对接、管理公司人员和客户的能力，否则取得控制权后也无法正常运营企业。

公司控制权争夺常常无法通过一个诉讼解决，而可能涉及多种纠纷。常见相关纠纷类别包括与股权有关的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等），与决议有关的纠纷（决议不成立纠纷、决议撤销纠纷等），与公章有关的纠纷（公章返还纠纷），与法定代表人有关的纠纷（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等）。而这些诉讼往往互相之间还会牵扯。

其中，股转协议的履行情况可能涉及股东身份确认，而股东会作出决议应以具备股东身份为前提。于是，股转协议纠纷就可能会成为公司决议纠纷的前提。法定代表人变更应以作出有效的变更决议为前提，于是公司决议纠纷又可能成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纠纷的前提。

正是由于多种纠纷之间相互牵扯，且往往互为前提，公司控制权争夺相关诉讼往往会出现诉讼中止、延期的情况。例如，在本案中，X公司利用其在董事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希望通过提起法定代表人变更诉讼，来实现对法定代表人席位的控制。但是，在本案提起后，对方随即以程序问题提起董事会决议不成立诉讼，导致法定代表人诉讼程序随即中断。在董事会决议不成立诉讼败诉后，Y公司又提起董事会决议撤销诉讼，希望能够借多个诉讼反复拖延法定代表人变更进程。

公司控制权争夺一般是双方股东十八般武艺上场，各显神通。因此，在此类纠纷当中，经常会出现刑事、民事乃至行政案件交错的局面，而这对于当事人和律师把控不同程序的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例如，在本案中，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同时，也通过刑事手段，对Y公司委派至Z公司的高管提起了职务侵占控告。但是，虽然X公司掌握一定控告线索，但并不足以推动公安部门完成刑事立案程序。而刑事控告反而激化了股东矛盾，导致X公司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完全清出。于是，X公司转而提起了股东知情权诉讼，希望通过获取公司账簿、查账等方式，夯实相关刑事控告证据。

X公司起初的目的是挽回投资损失，并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对Y股东提起了违约索赔诉讼，主张Z公司在收购时点存在资产不实的情况。但随后，X公司意识到，所谓Z公司资产不实的主张并不必然成立，且Y公司除了所持Z公司股权外，并无其他可执行财产线索。本案更加紧迫的情况在于，X公司为Z公司投资所背负的融资贷款已经快要到期，如无法尽快拿回对Z公司的控制权，X公司将会面临全部买单却血本无归的风险。

经律师团队与X公司反复研讨，得出了初步结论，当务之急是要先拿回对Z公司的控制权。经律师团队进一步分析，Z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取得对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席位的合法控制，或者是直接从股权层面将Y公司排除在外，其他目标都次之。

在明确前述最终目标的前提下，律师团队与X公司确定了能够取得公司控制权的几种途径：

1.在股权层面，X公司可直接提起对Y公司基于投资协议的违约诉讼。但是，本诉讼的要点不再是要求Y公司对Z公司资产不实进行赔偿，而是基于对赌期内利润不达标，要求Y公司以所持Z公司股权对X公司进行补偿，其最终目的是稀释Y公司股权比例，从而最终实现在股权层面控制Z公司的目标。

2. 在法定代表人层面，X公司基于在董事会席位的绝对多数席位，直接作出改选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任）的决议，持此决议要求属地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同步提起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诉讼。

3. 在公章层面，X公司基于投资协议对于公章保管的约定，提起了对Y公司的公章返还诉讼。此外，X公司还准备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完成后，由法定代表人提起公章返还诉讼，或者考虑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直接刻制公司印章。

基于前述安排，X公司与Y公司之间围绕Z公司的公司控制权争夺相继提起了多个核心诉讼案件，由此衍生的相关派生诉讼、执行程序等更是多达数十个。

在X公司“发动进攻”后，Y公司也开展了相关防御手段。在股权层面，Y公司通过对公司利润不达标系因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以及X公司不当干预原因，降低了其需要补偿给X公司的股权比例，避免在股东层面彻底出局的结果。在法定代表人层面，提起董事会决议的不成立/撤销诉讼，并以此为事由，要求工商部门暂不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要求法院中止审理法定代表人变更诉讼。在公章层面，提出Y公司并非公章保管方因此无法履行公章移交义务，并暗中加强对于公章的安保措施。通过前述一系列安排，X公司实现了暂时拖延公司控制权移交进程的目标，但是也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况。

而此时，X公司为Z公司提供的一笔历史贷款到期，Y公司为相关担保义务人。 X公司遂对Y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担保义务，并尝试拍卖其所持Z公司股权。最终，该案成了压倒Y公司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Y公司决定有条件让渡Z公司控制权力，并与X公司开展全面和解谈判。最终，X公司与Y公司签署和解协议，Y公司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而退出Z公司，而X公司如愿以偿取得了Z公司的全部控制权。

本案通过律师团队和X公司的互相配合，最终实现了X公司取回公司控制权的目标，其对同类案件的启发意义包括以下几点。

本案诉讼之所以百转千回，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协议未能体现X公司对于Z公司的控制权力。具体而言，X公司虽然为公司控股股东，但投资协议赋予其的权利仅为委派总经理，至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哪一方委派并未明确，这也导致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处于失控状态。

此外，在投资初期，X公司出于维护公司稳定经营的考虑，从来没有提出过对于Z公司公章的掌控要求。X公司的前述疏忽，导致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公章其实长期处于被Y公司控制或暗中主导的局面。而一旦Z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双方股东爆发矛盾，X公司在公司控制权层面就处于完全不利地位。

在律师团队介入本案之初，X公司的诉求仍未明确，其初始的目标是要求Y公司进行赔偿以收回投资损失，退出Z公司投资。在此目标指引下，X公司提起的违约诉讼或者职务侵占控告指向的都是要求Y公司进行赔偿。但随后，X公司发现由于其加入了对Z公司对外融资承担偿还责任的队列，想要全身而退在事实层面已不可能。直到此时，X公司才将其目标明确为取得对Z公司的控制权。

然而，由于双方股东关系在此前即已因为多个诉讼或控告而处于紧张态势。再想通过正常公司治理逐步取得控制权已经难如登天，且Y公司已经做好了对控制权的相关防御措施。在此情况下，X公司已不占先机，甚至一度在媒体战等层面处于劣势地位。

待X公司明确了公司控制权整体目标后，律师团队迅速配合客户制定了整体方案，明确主线为取得公章控制权、委派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任）或稀释Y公司持有的Z公司股权。在此基础上，律师团队结合案件事实情况，拟定了具体的诉讼方案，包括提起对赌诉讼、法定代表人变更诉讼和公章移交诉讼等 。这样的诉讼方案，既能做到抓住公章、法定代表人等核心事项，又能做到在不同战线全面开花，最终给Y公司造成了极大压力。

公司控制权纠纷，很难有一方取得完全的胜利。如同一个家庭里离您的父母争夺对孩子的抚养权利，会对整个家庭都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控制权争夺的案子，因为股东失和，也会影响项目公司的正常经营，甚至造成业务停滞的局面，最终损害的还是股东利益。因此，公司控制权争夺最好能够速战速决，快速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避免陷入持久战。

在本案中，因为公司控制权问题不能解决，已经影响了Z公司正常经营和对外融资，间接损害了X公司和Y公司两方的利益。因此，在Y公司抛出橄榄枝后，X公司也与之进行了和解，促使Z公司经营回归正轨。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编

赵运恒 程晓璐/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