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银广厦财务造假事件爆发，IPO业务受到了很大影响，我们的工作量也开始减少。这个时候，我再次开始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是继续做非诉，还是转行去做诉讼？

当时北京的律师队伍不大，律师数量只有六千人，但法律服务市场也同样不大，律师执业分类较为简单，特点明显，一方面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改制、并购和证券金融类非诉业务很火热，律师收入高，被视为高端型业务。原来做刑辩的或者做民事诉讼的律师，也大都纷纷改行做非诉了。另一方面，民事诉讼主要依靠风险代理收费，风险大，收费也未必高，还要到处去找案子，但依然有很多律师留守。刑事诉讼则很少有人问津，甚至很多律师“谈刑色变”，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后来的一系列保障律师权利的刑事政策，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风险太大，经常有律师被办案机关职业报复；办理刑案的难度也大，在侦查阶段律师还不算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要跑很多次才有可能会见一次，因为会见需要办案机关批准，还需要两名律师同时在场，有时办案人员还要在场监督，代理成本相对较高，律师费却少的可怜，几千元就算很不错的了。

我斟酌许久后，还是认为自己不适合非诉业务。我的专业是刑法，不是民商事更不是证券金融类，因此在这个专业圈子里没有我的初始位置，要想做出成绩恐怕需要比别人要多花费十倍二十倍的努力。思维上，这类非诉业务更需要商业头脑，需要随时做成本效益的算计，我大大咧咧的性格里没有这个天分。何况，我本身不能适应这种案头式的工作模式和节奏，对内觉得更像是普通公司职员，对外没有平等身份，经常对着客户毕恭毕敬，被客户的种种变来变去的要求折磨得不轻。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律师，我希望自己能从事那种刀光剑影般的专业对抗，能发挥自己的特长，痛快淋漓地过一番早已预刻在脑海里的那种律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