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律师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诚然，律师有选择案件和当事人的权利，尤其是辩护律师，如果对案件或当事人不认可甚至情感对立，还去进行辩护，那么投入程度和辩护效果可想而知。但是，事物总是复杂的、辩证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案件的真伪——主要事实发生反转的案例是很常见的；如何看待案件中的伦理性质，如何评价案件的主角是否是“坏人”？这样的问题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不同阶层和领域的人去看，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从“真相”的角度，任何一个案件都没有绝对真相，只有经过证据所证实的相对真相。在证据出现问题，或者由大众知晓的途径并不全面客观时，受众的感知往往是片面的，有时是相反的。比如听到媒体报道的情节，看到未经证实的证据，大家就会产生一个思想判决，案件是如何恶劣，当事人是如何罪大恶极，等等。律师作为社会人，也一样地经常被真相和伦理所影响，继而对代理行为做出选择。

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理念，任何事实未经法院判决，都是存疑的；任何人未经法院判决，都是无罪的。真相尚且如此难辨，伦理评价更应该慎而又慎。但现实情况是，人们往往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轻易认定一个人不但犯了罪，而且是道德上的“坏人”，造成未审先判的局面。对自然犯如强奸、杀人、伤害是如此，对法定犯如逃税、贪污贿赂、渎职也如此。这种情形下，辩护律师这一职业群体所面对的涉嫌犯罪者，就大都是人们口中的“坏人”了。至此，结论已出，律师可以为“坏人”辩护，应当为“坏人”辩护。如果律师只选择公众口中的极少数“好人”(被舆论认为是受冤者）做辩护，辩护律师的职业群体也就无法存在了。

所以在探究真相上，要经过律师、检察官、法官的共同努力，尽可能还原事实，尽可能正确适用法律，使被错误追诉的“坏人”还原为好人，使情有可原的“坏人”减轻责任，减少负面评价。归根结底，法律工作者可以有内心的喜恶，但不能有法律上的好人、坏人概念，而是应当只以事实和法律作为指控、辩护、裁判的尺度。

这些年经历了不少“坏人”、“恶人”还原为无辜者的案例，后面章节中我会逐渐讲到。但在代理案件过程中，能够明显感受到舆论和控方人员对“坏人”先行定义所带来的公正审理压力。在北京一起故意杀人、放火案审理中，公诉人很不解地问我，你真的认为不是他杀的人吗，你为什么要为一个杀妻者解脱？这种情感的力量，有时难免会影响法律的正确实施，带来主观定罪的后果。

还有一种情况，是真的遇到了情感上不太好接受的所谓“坏人”的时候。除了我主张的律师有拒绝代理的权利，有时候也会出现例外。即便不是为了保护有严重品格缺陷的当事人，仅仅为了程序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一些律师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辩护舞台，为法律而战。

2008年年初，河南一委托人找过来，说亲属被指控强奸了一二十个未成年学生，一审判处死刑，想委托我做二审辩护律师。我一听这样的案情，就头皮发麻，迅速拒绝了委托请求。但委托人比较有文化，懂情理，坚持不离开律所，还对律师的情感表示理解，讲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侧重于要求律师改变结果，而是主要解决案件审理程序不公正的问题，说当地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一直不能阅卷，到法院审理时还是不能阅卷，直到开庭当天，才在法庭上临时看到了一部分案卷，然后一边看着卷，一边辩护，开完庭就判决了。家属对这个过程很不服气，认为至少要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法律权利，审理程序要认真、慎重、合法，要让被告人充分说话，让律师充分辩护，即便最后还是判处死刑，也要让被告人死的明白。

我听了很震惊，就临时答应了委托，先去河南了解情况，还特意会晤了一审阶段的辩护律师，这位当地的资深律师证实了委托人所说的情况，就是本案中的被告人权利、律师权利都被严重侵犯了，以至于很多指控事实没有查清，稀里糊涂就给判了。

后来我正式介入二审，在这个案子里花费了很多功夫，把一审缺失的程序基本找补了回来，当事人的辩解和律师的声音得到了重视，还通过媒体做了一些说明和呼吁，虽然最后没有改变死刑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关注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让社会听到了对于案件的不同说法，也许会对当地过于偏重“实体正义”的司法习惯有所冲击。

违法即坏人，这既反映了老百姓的自然判断，也反映了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问题。无论群众或者司法人员如何评价当事人，作为律师，不容辩驳的做法是，一旦接受委托，就应当坚定不移地站在当事人一边，成为当事人与公检法进行专业对抗的同盟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天平不至于无限地向公权力一方倾斜，避免辩护律师成为帮助指控当事人的国家机器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