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之一，鉴定意见因其专门性、权威性、客观性，对解决讼争问题、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非常重要。但是遗憾的是，即便是如此重要的证据类型，在证据规则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大力改革。

规则上的问题，可能与制度上的不健全有关。一方面，鉴定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尽管司法部一直进行整顿、监督和抽查，清理了大量“四大类”以外的机构，全国鉴定机构的数量也从5000多家，到前几年4000多家，到目前为止还有2977家（司法部官网2021年9月26日数据），但治理力度仍然不够，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退出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对鉴定机构、鉴定人资质的审查不够严格，导致司法鉴定规则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鉴定腐败”问题仍然突出(可能是贪腐，也可能是人情鉴定），导致司法鉴定质量不尽如人意。实际上，鉴定腐败是司法腐败中非常严重的问题，“金钱、人情、虚假”鉴定引发群众强烈反映、巨大诉讼争议，针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会导致司法鉴定丧失其独立性、权威性。上海司法鉴定第一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闵银龙，即是前车之鉴。

就鉴定规则而言，司法鉴定的国家标准尚未完全建立，导致分析认定过程差异大、模糊地方多。同样的伤情，可能一个司法鉴定机构得出的鉴定结论是轻伤，另一个机构得出的结论是轻微伤，一字之差，就将影响故意伤害罪是否成立，不可谓不关键。尤其是在近几年的“扫黑除恶”案件中，每个案件都包含很多司法鉴定意见，相关证据规则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问题愈发明显，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鉴定程序启动权问题

司法鉴定程序的肇始，即鉴定程序的启动，就存在规则不明确、不公正方面的问题。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初次鉴定、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等，都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律师和当事人无权启动，当然也拿不到办案机关掌握的鉴定材料（检材），鉴定机构自然也不会接受委托。这就导致了，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可能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是否造成轻伤结果等，都是由司法人员先行判断，再决定是否启动鉴定，事实上增加了一个“鉴定前的鉴定”，鉴定权紧紧握在司法机关手中，天然地导致了不公正。

从办案机关的角度而言，初次鉴定一般都是由侦查机关委托，但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等完全可以由检察院、法院委托，如果这样落实的话，或许还能在公安司法机关之间形成制衡，提高公正鉴定的几率。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司法机关都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即便发现鉴定意见存在问题，也是通过补充侦查、延期审理等方式，把重新鉴定委托权放回了公安，公安再去找自己系统里的同行，做出与初始鉴定同样的结论，形成了一个怪圈。

在我办理的一起山东德州涉恶案件中，尽管律师针对鉴定意见提交了申请，但法院既不按照申请通知控方鉴定人出庭，也不允许辩方的专家出庭，直到开庭后才让公安重新鉴定，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照抄原始结论的“重复”鉴定。

那么，从辩方角度而言，如果不能启动鉴定程序，是否还有补救措施呢？办法也是有的。比如，辩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或者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也就是社会上的法医）出庭帮助说明意见，或者请专家证人出具专家咨询意见。但这些申请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法庭的决定，多数时候法庭不同意辩方申请，导致这个微弱的补救措施也不能做到。

另外，即使法庭允许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有时鉴定人、专家证人也不愿出庭。这是因为，司法鉴定的圈子很小，比如法医和公安人员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甚至在一个大单位工作的，谁愿意得罪同行呢？我就经历过，当事人、律师、专家全都认为原鉴定有问题，但从北京、广州到南京，找了多名专家，没有一个愿意接手，不管是出庭，还是仅仅出具不同的书面意见，生怕得罪圈子里的人。这种资源不均等的问题，导致鉴定程序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

二、鉴定主体选择权问题

既然司法鉴定是由办案机关委托，那么在鉴定主体的选择方面自然也不公正。

对比较简单的鉴定，如人体损伤程度鉴定，公安机关直接交给内部鉴定机构，立场自不待言；相对复杂的，则由公安自己选择鉴定机构，并不会征求辩护人、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哪个鉴定机构可以配合公安、满足其鉴定要求，公安就选择哪个机构，鉴定的中立性天然遭到破坏。

由谁选择鉴定主体重要吗？当然重要。鉴定机构本应是中立的，但如果仅由司法机关单方垄断业务权，鉴定机构的独立性难免大打折扣。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鉴定机构虽有公益属性，但仍然是营利机构，主要依靠本地公安司法机关承揽业务，肯定害怕得罪这些“甲方”。对鉴定机构而言，也许程序、结论错了都没关系，因为他们的委托人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坚持原则、作出了与委托人期待的结论相反的鉴定，那就会得罪人，以后可能再也揽不到业务。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鉴定机构的中立性根本无法期待。

事实上，刑事案件完全可以参考民事案件，由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办案机关和辩方共同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存在单方利益或者无法协商一致的，采用随机方式选择。如此一来，既保障了律师、当事人与办案机关同等的诉讼权利，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司法鉴定的中立、客观，应当成为司法鉴定改革的一个方向。

三、鉴定意见的分析论证问题

除上述鉴定机构、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之外，鉴定意见本身也存在说理规则缺乏制裁性规定的问题。

实务中出现的大量鉴定意见，仅仅罗列了鉴定材料、鉴定对象、鉴定依据等基础内容，便匆匆得出了结论，根本没有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分析和说理，简直充当了判决书的角色。对于这样的鉴定意见，当事人、辩护律师无法得知鉴定结论的原因与来源，更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驳。对此提出异议的，法院又往往以不违反鉴定规则为由，不准许重新鉴定或者鉴定人出庭，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鉴定意见既然是帮助解决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帮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就应当客观、全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其论证、分析的依据和逻辑，否则暂且不谈鉴定结论的中立性、客观性问题；仅仅根据一个结论，如何能使司法机关了解专门问题、进而查明事实呢？

对于裁判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尚且强调法院必须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罪与非罪的认定过程等进行阐明，不能不予回应地一概认可或不认可；那么是否也可以对鉴定意见作出同样的要求，即在鉴定规则中明确，不说理、不分析论证，不对辩方观点、证据作出具体详细的评判的，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

之所以应当作出如此明确的规定，是因为如果只有原则要求没有制裁后果，就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司法改革终将流于表面。作为专业人士，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肯定知道应当对鉴定过程和结论进行说理；但恰恰是因为现实因素制约，而不说理又没有任何不利后果，鉴定机构必然选择不说理，只给出委托人希望的结论即可。所以，有必要在鉴定规则中增加关于说理的制裁性规定，才能真正落实鉴定论证和分析，提高鉴定意见的权威性、公信力。

以上几点仅是抛砖引玉，我们期待司法鉴定规则的大力改革，使其回归独立、客观、专业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