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 律师有无权利选择案件及当事人

作者：赵运恒
来源：公众号-星来律师
发布时间：2021-08-24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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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律师有无权利选择案件及当事人

发布时间：2021-08-24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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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有情感、有是非观的，律师也不例外。在审视一个当事人的所作所为，觉得他是个正常价值判断里的“恶人”时，律师还要不要为他代理？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也困扰了我很多年。

如果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和世界通行的律师职业道德来评判的话，答案非常清楚，就是任何人都有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委托律师的权利，而律师一旦接受了委托，就应当全心全意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

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律师和公检法人员一样，都有自己的人生伦理，对事物都有天然的好恶。如果避免不了办理某个案件，又对当事人特别反感，那么当事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上，或许我们可以说，从整体而言，法律应当庇护的权利对象，是不能排除“恶人”的，但从执法者、司法者和律师的角度，应当建立允许回避甚至应当回避的制度，避免办案人把感情带入案件，影响主观判断。单独就律师来说，应当理解和尊重律师的“回避权”，律师不愿代理的案件完全可以拒绝代理，这与律师的职业伦理并不矛盾。

我就自己在执业转型过程中代理的民事案件说一说。

执业第二年的时候，我遇到了两起离婚纠纷案件。第一起是一家央企的高管起诉妻子，要求离婚，但对财产没有要求。原因是妻子生病瘫痪在床上已经八年，生活不能自理，与原告没有夫妻生活，八年来吃喝拉撒全靠原告日夜照料。原告认为自己已经不是丈夫，没有了丈夫的角色和权利，而是变成了纯粹的护工，只剩下照顾被告妻子的义务，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正常生活。

案子起诉到法院后，妻子本人因病情不能出庭，委托了代理人参加诉讼，认为自己和丈夫还有感情，并且夫妻之间应当有互相照料的义务，不同意离婚。她的代理人还联系了一家妇女权益机构，这个机构又联系了一家媒体，在诉讼期间，媒体针对原告的行为发出了一篇谴责性报道，认为丈夫抛弃病妻是有失道德伦理的做法。

第一次开庭后，因为法官难以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双方感情已经破裂”的条件，没有马上宣判，加上媒体报道的影响，事件扩大，法官再次试图调解，希望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调解期间，原告主动提出，除了夫妻共同财产都归被告之外，再由原告另外多给被告几十万元经济补偿，逐年付清。被告的代理人则拿来了女方的一张纸条，大意是如果原告能再提高共同财产之外的补偿金额，就可以考虑同意离婚。

我作为代理律师，当然会立即抓住这个纸条带来的契机，向法官提出这个纸条证明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女方不同意离婚只是想提高经济补偿而已的观点。法官认可，很快就做出了准予离婚的判决，判决中也没有支持女方提出的更多补偿要求。

在代理这起案件的两个月时间里，我陷入了巨大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同情男方，觉得这样的婚姻家庭对于他来说太过残忍，应该离婚，照顾女方的事情应该属于政府和社会责任，而不是一个丈夫所能永久承担的；另一方面，随着诉讼进行，也开始同情女方，能够理解她虽然能够得到不少财产、但对于今后生活感到无助的绝望心情。我在诉讼中利用技巧和逻辑，赢了官司，但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长时间压得我喘不过气，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善事还是恶事。

第二起案件是反过来，一年轻女性起诉男方，因为天天打架，要求离婚，要求分得房产。女方委托了我，支付了四千元律师费。

因为涉及到房子实际归属权与名义所有权不一致的问题，为了打好官司，维护女方利益，我跑了好几个部门去取证，还动员了朋友帮忙，拿到了对女方非常有利的证据，提交给了法庭。到了开庭那一天，我在即将进入法庭时接到了原告的电话，说担心开庭时激化双方矛盾，最好律师不在场，由她本人应对即可，并要求我尽快离开法庭周边，别被男方看见引发冲突。我认为原告的要求有一定道理，就离开了法庭，没有参加庭审。

几天后，事务所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女士投诉我没有按时参与开庭，要求全额退费。我赶紧打电话问原告，她说我们夫妻俩已经和好了，都怪你鼓励我去打官司，闹得他们有矛盾。我听了这话，呆若木鸡，也明白应该是女方利用我的证据占据了上风，解决了问题，但没办法再跟她讲理，谁让我没留证据呢，就汇报给事务所，四千元退就退了吧。

这个案子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冲击，感觉过于轻信当事人，过于融入情境，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但这个经历更让我想到那句古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纠纷、夫妻感情，很难说谁对谁错，也很难说感情最后如何变化，说到底毕竟是一家人嘛。律师介入进去，可能无意间变成了坏人，也可能因为无法判断是非带来了自己的迷惘。

这两起离婚案件，是我执业至今所代理的全部家庭纠纷案件。为了不再让自己困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受过类似的委托，无论离婚财产的标的多么巨大，无论当事人如何哭诉。

讲这两个案例，不是想评价当事人是好是坏，而是想说明作为律师，在选择案源和当事人时，基于某种心理评价标准，应该有自己的执业选择权。

现在回头再说对于“坏人”的代理选择权问题。在那些年的执业过程里，我还遇到过不少企图通过律师出主意，制造假证据，躲避债务甚至剥夺妻子共同财产的当事人，对这种真正的坏人，当然要严词拒绝，连主意都不能帮他出，更不能参与到他伤天害理的行为之中。但也有些事情，在好与坏上不像前面那样容易判断，在选择时可能引发内心纠缠，比如被害人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

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位男士的委托，他是一起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亲属，委托目的很直接，就是通过律师代理来促使法院判处凶手死刑。

故事是这样的: 男士与妻子共同经营一家医药企业，因效益良好，就在外省又开了一家企业，男士长期离家去外省负责新企业。时间一久，他妻子发现男士在外省有了情人，很不高兴，迁怒于小三，决定找人去教训一下小三。后来历经辗转，找到了一个自称黑社会的男甲，男甲跟她要了二十万，承诺会去外省把小三狠狠教训一顿，打断个腿脚或者划伤脸部之类的。但几个月过去了，女老板督促了好几次，男甲还是没有动静，女老板这才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一个假冒的黑社会，坚决要求男甲退钱。一天晚上，男甲约了女老板，说你过来拿钱吧，我把钱准备好了。女老板过来后上了男甲的车，男甲趁其不备，把她勒死了。之后，男甲把车开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省，在一处偏僻的乡间小道上，在车里泼了汽油，点燃后连车带人焚尸灭迹。

男士委托人发现妻子失踪后，到北京公安机关报案，但一年多过去了仍然没有进展。男士不断努力，自己当侦探到处找线索，最后终于促成了北京警方与外省警方的信息对接，案件得以告破。原来，那辆烧毁的小轿车没有牌照，发动机号码也被刻意毁掉了，尸体被烧后无法辨别，又没有证件等线索，所以信息在省际之间没能有效共享。

男士很悲恸，也很懊悔，对凶手恨之入骨，想委托律师到法庭上代他控诉，不接受任何赔偿，只要求被告人抵命。我听了案件过程，也义愤填膺，认为男甲情节过于恶劣，不讲信用不说，还把金主给害了，就接受了委托。

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一波三折，我就不讲了。我想表达的是，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独立认知，代理这样的案件当然是为了伸张正义，替男士委托人打抱不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对于死刑的认识逐渐变化，我没有再接受过一件类似的委托，甚至包括对加重被告人一方刑事责任的案件委托。杀人偿命，枪毙了被告人，不说万一出现冤假错，哪怕是真的罪有应得，我们律师又何必去强化这种血腥复仇式的循环报应呢。

在选择当事人方面，我们避免不了要体现自己的“喜好”，一是看双方是否合拍，是否能够配合默契，合作顺利；二是看对方是否诚实，值得信赖，不至于被其恶意利用；三是看涉嫌犯罪的具体行为性质，是否能够让人在情感上跟自己不对立。对于一些明显撒谎、提出的目标要求过分甚至违法，或者被告人犯罪性质严重违背基本人性的案件委托人，我大都婉拒。

2013年的时候，北京有个引起很大轰动的摔童案，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了，亲属找过来要求委托二审辩护，我不想为这样一位无故摔死无辜幼儿的当事人提供服务，拒绝后，亲属连续多次来找，说被告人不是媒体公开报道的那样，有点冤，让我了解案情再说。被亲属感动之下，我就和刑辩团队里的张大为律师决定先接受委托，了解全面情况再说。后来就去法院阅卷，阅卷后又去看守所会见，会见后回律所的路上，我们两人就通知委托人马上过来解除合同，我们都不愿再为这个当事人辩护，原因是当事人在会见时，没有谈及自己行为的错误听听律师的意见，也没有问问家里可怜的年迈老人的情况，刚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律师立即转告他的父母卖房子筹钱救他，而且他在讲述案情时，还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一审时的当庭供述，也没有对这种变化做出解释。我和张律师都觉得只能放手，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挽救这个当事人。

时间转到2018年，东北有个狂犬病疫苗事件爆发，引发全国性的声讨，老百姓纷纷谴责戕害少年儿童的毒疫苗生产企业。在我们刑委会的一个五百人微信群里，有不少人呼吁同事们不要接受这个案件当事人的委托，去为那些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带来危险的恶人做辩护；也有人认为律师的职责就是通过辩护来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不能带有自己的观点，也不能拒绝这种义务，引发了大家在群里的激烈争论。讨论一段时间后，多数人达成共识，就是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也有获得专业人士帮助辩护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遭到干预。但如果律师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这样的委托，也应当尊重律师作为社会人的个体选择。谁也无法强制一个律师，能够在带着不同看法、不同价值观甚至怨恨、鄙视情绪的情况下，还能去为当事人提供合格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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