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因为经常跟热点案件打交道，比较引人注目，是司法圈子里热议不断的一个职业群体。过去刑辩界有这派那派之分，属于部分律师的自分或者他分之法，网上资料很多，在此不加以赘述。现在讨论一下跟门派无关的执业风格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有探讨意义，不在于个人对哪一类风格的臧否，而在于帮助年轻人进行甄别和选择。

律师的风格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对案情分析方面，有粗犷型，也有细腻型。在专业对抗的方式上，有咄咄逼人型，也有温文尔雅型。在与当事人沟通上，有主动型，也有被动型。在作战力量上，有独来独往型，也有善于协作型。在辩护观点上，有面面俱到型，也有一招制敌型。应当说，每一种风格都有它的合理性，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还有两种不同风格，就是在受案数量上，有喜欢多接案少收费的，我称之为“薄利多销”型；有少接案高收费、办精品案的，我称之为精耕细作型。本文的主题，就是主要说说“薄利多销”和精细化辩护的问题。这个话题比较深沉，涉及面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有很多律师，无论名气高低、执业长短，年龄大小，天天都非常辛勤地在外工作，除了会议等活动，主要忙碌的还是案件。这种忙碌有一个特点，就是手头上的案件永远不会少于几十个，每个案件都占据了一定时间精力，所以每个案件都只能匆匆而过，在会见次数、阅卷详细程度、思考深度、调查取证和与办案人员深入沟通交流等方面，下的功夫就不会多。经验多、水平高的律师，能一眼看出案件的症结所在，在开庭时尚可以铿锵有力地辩护，达到一剑封喉的效果。专业水平一般的律师，可能连焦点问题都没有看出来，或者看出来了也找不到有效对策，对案件细节又不熟悉，只能是像念八股文一样的发表一些言论，走个庭审过场。有时候，案件当地的公检法司人员赶到法庭，想在旁听席上见识一下大城市来的大律师的亮点，结果只能摇头而归，因为缺少案件事实和法律焦点问题的较量，只能在法理上、情理上泛泛而谈，就失去了专业对抗的可观摩性。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律师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上的表现。对这个问题我专门做过调研，在《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一文中有详细的数据分析。直到现在，我们在看守所里还能经常碰见一些法律援助律师，手里拿着好几份会见手续，在开庭前突击性地第一次会见被告人，一个上午能会见四、五个人。法援有制度和财政的具体困难，法援律师有热心善心和无奈，这里不细说了，单从案件数量和工作量上看，这是比较突出的薄利多销型，有不少律所主要依靠这个业务为生。但比较遗憾的是，有不少律师在对待社会委托的案件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手法，把辩护工作做得蜻蜓点水。委托人如果指望能经常性地跟律师见面沟通，那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至于会见看守所里的当事人，就更为困难，整个代理过程下来，能见个两三次，算是不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据我的观察，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种情况是出于青年律师的案源紧张，心理上撑不住劲儿，一二十天没有接手新案件，心里就发慌，慌了就干脆见了案件就收，多多益善，越忙越充实，时间一长，形成不好的循环，案件积累越来越多，办案也就变得囫囵吞枣。

第二种情况是出于律师的善意和自我心理平衡，故意为之。一些资历较深的专业律师，本身有一定知名度，案源较多，又不便推脱、拒绝朋友同事之托，就接受委托。但因为认为刑事案件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多数情况下难以达到当事人的理想结果，为了从心理上没有负疚感，就在律师费上特别优惠。这样既不增加委托人负担，又能自己少花气力，两方面都讲得过去。时间一久，律师的价码也广为人知，就形成了固定风格，想改都不太好改。

第三种情况，是律师时间太少，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一些有资历有职务的律师身上，他们的时间有一半是用在开会上，或者用在去往各地开会的路上。开会主要是为了尽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奉献为先，但确实也有扩大影响增加案源的正常考虑。这种情况不太考虑“回头客”，主要依靠不断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新的会友、粉丝合作，带来新的案源。

除了以上，其实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前面文章讲过的资源型律师，习惯了轻省的人情“操作”而不习惯于辛劳的专业辩护，案子不管有多少，都是功夫在诗外，不会去研究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证据材料，不会去琢磨让人脑袋欲裂的法律适用。这一类，在这里就不加讨论了。

这样的风格对于老律师可能不好转变，对于年轻律师却要引起高度重视。商业领域里的薄利多销，大多是在商品质量降低但又符合标准的前提下，通过降价减利扩大销量。律师服务产品跟商品不同，是没有明确固定的生产检测标准的，一个案件既可以会见两次，也可以会见十次；阅卷既可以浏览一次，也可以细看三次；判决结果可能是十年徒刑，也可能是三年缓刑。这种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律师辩护作用，时间久了还是能像房屋质量、装修质量那样为人所洞察，无形的产品反映为有形的内心评价，最后归结于公道与人心，当事人能慢慢体会出来，身边介绍案件的朋友同事也能体会出来。

如果青年人从执业伊始就沉浸于海量的案件之中，因投入时间精力不足，带来的大概率结果就是粗制滥造的质量，对当事人利益构成损害。对律师个人前途来说，也是有害无益，无论拼搏多少年，都无法成为让人高度认可的好律师。

近年来出现不少创新型律所，针对较为简易的某一类案件(如醉驾案、交通肇事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合理化的商业管理模式，把营销和后台运营作为重心，执业律师作为流水线的组成部分，只负责在前期加工资料的基础上出庭参与诉讼，每人每年的出庭次数可以达到几百次。这种新型的法律服务模式打破了过去律师事务所运营机制，在成本控制、工作效率和盈利上都值得肯定，也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实惠。但更多刑事案件是需要个性化服务的，人工智能和流水线作业可以解决简易案件和速裁案件，这些案件结案快，具有共性的一面较多。但类似的分工方案解决不了更多个案殊异的一面，很难想象在一个历经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普通程序案件中，有人专门负责跟委托人沟通，有人专门负责到看守所会见，有人专门负责收集材料和写作，有人专门负责出庭，他们之间如何沟通，又能寻找到什么样的辩护突破口，能取得什么样的辩护效果。另一方面，对于青年律师来说，如果从执业伊始就投身流水线作业的律所、团队，虽然一定程度上可能实现了对某类型案件、某个辩护阶段的相对熟稔，但在缺乏对案件的整体把控、对个案的充分主动思考的基础上，容易沦为彻头彻尾的“工具人”，久而久之便不再能找到当初选择律师行业的激情和愿景，也可能因过度分工而失去统筹、应变能力，从而丧失市场竞争力，不利于其职业的长远发展。

跟薄利多销型相反，也有很多律师选择了精耕细作的作业模式，崇尚精细化辩护风格。其精髓是，无论是在考察案件事实，还是在考量法律适用，以及与当事人和办案人员沟通等方面，均能做到细致入微。多会见几次当事人，详细了解当事人的辩解理由和依据，核对案件事实，对发现新线索至关重要；科学阅卷，重复阅卷，列表对比，能够找到程序瑕疵和证据缺陷；反复斟酌法律，换位思考控辩观点，能够在蓦然间智慧闪耀，穿透法律关系的迷雾；多和办案人员沟通交流，求同存异，有利于提高效率，抓住要害，避免无用功。

总之，每个环节都体现出深度的敬业精神，就必然有相应的惊喜收获。自然而然，这种模式的代价也是不菲的，在工作强度上，一个案件足以跟其他律师办理好几个案件等量，从而影响律师费收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案件周期的长短，跟律师的付出程度成“正比”，律师越下功夫的案件，刑事诉讼程序越慢，因为律师的工作成果能引发司法人员的思考和重视，不会随意做出认定、裁决，而是反复研究、请示。所以案件周期常常是其他律师代理案件的好几倍，律师代理新案的“翻台率”也大大降低。(待续)